19世纪大清国城市印象：英国人的铜版画 - 西部雏鹰公益社区

　　当时社会不安但不动荡，民生凋敝但不破败；中国南北各个城市死气沉沉，却还井然有序，保持着帝国最后的体面。大清国依然顶袭着康乾盛世的华衮，尽管衣缝里爬满了虱子，表面却还光鲜。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19世纪英国铜版画》（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李天纲编译），这部画册的英文书名原为《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书名解释说：“由托马斯-阿罗姆先生根据可靠的素描稿重新画出，另由赖特先生从历史角度作描述性的注释”。出版者是伦敦费塞尔公司。这部大型画册的初版时间在1843年，即鸦片战争刚刚结束的那一年。

欧洲把中国看作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画册中中国还没有被丑化、妖魔化，相反被描绘成其大无边的天堂帝国。

19世纪前期的欧洲对中国还是具有敬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本画册中的中国。当时社会不安但不动荡，民生凋敝但不破败；中国南北各个城市死气沉沉，却还井然有序，保持着帝国最后的体面。大清国依然顶袭着康乾盛世的华衮，尽管衣缝里爬满了虱子，表面却还光鲜。

阿罗姆没有到过中国，他借用了别人的素描稿，重新画清国。目前所知，他主要借用了1793年访问清国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的画稿。

18世纪末到过北京的英国人都还承认：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到达中国，他们获悉北京人口数是300万，光是都城（鞑靼城）就有14平方英里，紫禁城面积也超过了1平方英里，比当时刚刚扩建的伦敦城还要大三分之一，是18世纪世界最大城市，伦敦的城市规模，无法和北京相比。

清代北京城的西面，共有阜成门、西直门、西便门、广安门四座西门，西直门处于西北，马嘎尔尼一行的使节们经此门到圆明园。北京城墙拆光了，西洋画的笔触，写实的风格供我们遥想当年。城门有些失真，不该高耸如宝塔。资料说威廉-亚历山大是1799年在英国完成这幅画的，可能是丢了素描稿，凭印象画的。他把中国的建筑夸大得高大以符合英国人的想象。这幅水彩画的原作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清代的北京，仍然是一个水源比较充沛的城市。玉泉河自西注入护城河，贯通城内宫中的积水潭、北海、中海、南海。当时的北京虽不象南京、扬州、苏杭等江南城市般“秦淮风月”，但不致如日后干枯得河底朝天，偶尔也能看见城下扬帆飘动，舟楫往返。

19世纪英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清朝宫殿，不是紫禁城里的太和殿，而是圆明园中的正大光明殿。1793年8月22日，马嘎尔尼勋爵一行获准进入圆明园的宏雅园，到9月2日离开，赴承德谒见乾隆皇帝，英国使节在这里住了十多天。在此期间他们在大学士和申的安排下参观了正大光明殿，并在殿中安装布置了从英国带来的仪器设备，等皇帝从承德避暑回京后观看。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画了题为“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的画，阿罗姆在作这幅画时作了些修改。

圆明园是皇家禁苑，很少有文人墨客的题咏。中国方面只有御准的宫廷画师绘过《圆明园图》，现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正大光明殿消失后，这幅版画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是，英国人的画殿前都有柳树，按制度这是不可能的。看唐岱、沈源的《圆明园图》，殿前也无柳树，可见威廉-亚历山大的原作和阿罗姆的改作有失误。

英国人早知道清朝皇帝喜欢欧洲的“奇技淫巧”，便准备了一整套的天文仪器，都是当时最精密和先进的。一时看来，正大光明殿好象是一个欧洲高科技展览馆。但据说乾隆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说：“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他不知自己回赠的几件礼品才真是“小儿科”：玉雕、绣花荷包和景泰蓝瓶子。

乾隆更喜欢从法国弄来的那些能给他的帝国带来荣耀和声色享受的八音盒以及豪华马车。有学者把乾隆皇帝和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王路易十四列为并世三大君主，三人中间，弘历最纨绔。

按赖特提供的文字解释，这幅画面表现的是清文宗道光皇帝每年元旦举行的大阅兵。“大阅”是清代的阅兵仪式。但按礼典不是每年举行，而是“三岁一举”。大阅兵的日子也不是每年元旦，而是当年的秋季，故又称“秋阅”。天聪七年，皇太极在关外举行了清朝第一次大阅兵。占领北京后，为激励满人的征服意志，顺治13年定每三年“大阅”一次。兵事繁忙的时候，阅兵突破三年一次。

清国的阅兵礼，不在天安门，而是在天安门后的午门。大阅时，皇帝登上午门城楼，奴才们山呼万岁，京城一片鼎沸。这是京城八旗将士唯一能见到皇上的机会。

19世纪的欧洲人，已经看到天朝大国的虚弱。赖特在行文中写到：描有龙、虎、猛兽形状的八旗旗号和制服看起来威猛，而实际上这支军队毫无战斗力。北京城里的八旗军平时根本没有任务，天下太平，家居京城的满族士兵们做生意、抽大烟、听大戏、养鹦鹉、生一大群孩子，都听任自便。北京朝廷已经剩下了一副空架子，被英国人一眼看穿!

1693年，英国国王曾经请一位在欧洲访问的来自南京的中国耶酥会士沈福宗，到自己的宫廷表演中国的餐桌礼仪，观察中国人如何使用筷子，如何布置餐桌，如何使用成套的瓷器。英国使节和商人们来到清国，在各地受到总督、巡抚们的招待。丰盛的宴席让他们对中国饮食有了体验。有机会见识正宗的中国宴席，他们做了详细的记录：官吏的住宅比起普通人家的房子，就像艺术家的工作室。

这些人因为知识特权受到公众的尊重。他们厅堂里陈列着小饰件，也同时表明他们生活的高质量。餐厅里的家具和其他房间里的一样，都非常值钱，精美异常。墙上和天花板上总是调梁画栋，装饰着美丽的图案，还悬挂着许多漂亮的彩纸饰物。桌子的四脚都经过雕刻。中间放着花瓶，有瓷的、玻璃的、银制的，里面盛装着鲜花和香料。花瓶四周的桌面留给尊贵的客人置放餐具。在亚洲其他地方很少使用的椅子中国家庭普遍使用。主人总是坐在餐桌的一端，他的位置要用一只矮垫子，垫得比其他客人的位置高一些，而不象欧洲那样，主人随便坐在客人中间。

这幅西方人绘的“官府宴饮图”，对当时英国人感性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很有意义。欧洲的烹调水平长期停滞在烧烤阶段。中世纪以后经济的富足，生活水平的提高首先表现在饮食上。文明的英国人曾笑话殖民地的人民不懂规矩。但是他们知道，中国人早就有饮食文明。19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已觉得中国餐桌礼仪十分先进。但他们不能接受中国人把猫、狗、蛇、鼠当作美味来烹调的习惯。另外，当时欧洲人已经开始在餐桌上用餐布、餐巾和手巾。这个卫生习惯中国则没有。

阿罗姆的画册出版前不久，19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角举行过一次中国灯笼展览。赖特在介绍这幅作品之时，回顾了当年轰动全伦敦的展览。那是一只从中国运来，只偶尔在大典上使用的华丽灯笼，集雕刻、镀金、丝绸、刺绣和流苏工艺之大全的杰作。

灯笼制作是中国城市经济中一项重要行业，除了是工艺品外，也是百姓的日常用品。乾隆年间，民间生活标准较后来为高。18世纪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高于战乱频繁的19、20世纪，家家户户都挂得起灯笼，还一般都会在其上作些装饰。那时中国还没有像欧洲城市那样建立城市公共照明系统，官府要求行人晚上出行都要用灯笼。黑灯而行，更夫可以指为盗贼，加以逮捕。官府甚至要求在每个灯笼上写上主人的姓名住址，以备巡捕核查。在有些易于滋事的场合，还要求悬挂上统一制作的“官灯”，严加看管照顾。

画中北京城里的灯笼店，正是生意很好的全盛时期。各种款式、方圆各异的灯笼皆备，工匠在灯笼的绢布面子上描龙绘凤，掌柜在给挑剔的顾客的灯笼上加上窜珠，梁上悬挂的龙头和鲤鱼，都是为元宵节耍灯而制作的。从灯笼店看清代社会的城市生活，富裕、恬静和悠闲可见一斑。古代罗马和雅典也用过灯笼，但欧洲未围绕其形成一套习俗。

根据斯当东《英使觐见乾隆纪实》记载，他们刚刚入住承德，同一天清国官员两次造访。一个是代表阁老和中堂向特使问候，另一个是皇帝的钦差。从礼仪上看，这位官员乘坐的是四抬大轿，随员不多，还算轻车简从，所以画的应是礼部派来的低品级官员，是和申的代表，不象乾隆皇帝的钦差大臣。

在中国，“坐轿子”是士大夫人生最高理想之一。人所谓：“戴它一顶帽，刻它一部稿，娶它一个小，坐它一座轿。”可是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喜欢乘轿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多少年来，许多从没有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知道中国有一顶不人道的轿子：驱使苦力，用病弱轿夫的腿脚搬动肥胖官员的躯体。19世纪很多来华游历者，看到中国的黄包车、人力车和轿子都觉得不舒服。

乾隆以来人口过剩，中国苦力的价格实在便宜。到处是多余的劳力，帮人抬轿，仰人鼻息，没有什么尊严。清朝官员出行，雇佣大量苦力，前呼后拥，在街上吆喝扰民。情况如画面描述的这样：前面有人鸣锣开道，两旁有人驱赶围观百姓，防止有人拦行告状，随行还有总管，那位在画面中走在前面，登门递上名帖，通报主人姓名的人。官员们喜欢这顶轿子，已经超过了它的交通工具的功能。有资格坐一顶官轿，为皇上办事，在街上吆五喝六，是社会身份地位的标志。

1793年9月2日，英国使团从北京出发，到承德觐见乾隆。根据英方的记载，京官出身的大学士和中堂比较友善，同意免除叩头礼。而另一位大学士，曾任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则比较傲慢。英国人认为这是他一贯在边疆平定边患，特别是在福州和广州见惯了英国捣蛋商人的缘故。

福安康把英国人视为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不能给以任何鼓励辞色。和中堂似被其说动，特使觐见皇帝必须无条件行属国使节的叩头礼。英国人只肯吻帝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谈判很紧张，但基本保持着对话气氛。清朝君臣始终忍着，没有把他们轰出热河行宫。最后双方互给面子，英使觐见以单腿下跪了事。

9月17日是乾隆的生日，各国使节来热河献礼祝寿。乾隆很高兴，据说英国副使斯当东12岁的儿子小斯当东在路程中跟耶稣会教士学会了汉语，会见那天在殿前和皇帝随意交谈。高兴之余，乾隆把自己腰间的荷包和翡翠送了他。两件御珍至今还收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里。

观象台古称“灵台”。自有制度以来，中国一直在“天下之中”的“中土”设立灵台，观察星象。元、明、清三朝帝王都是在京城设立观象台。只是朱明王朝开国后，洪武皇帝一度在南京建立首都，曾把元代遗留的观象台迁往南方。燕王永乐篡位后，观象台又被迁回北京。赖特说，这里是位于直隶通州的观象台，是清朝官员用来观察天文的地方。中国皇帝负责“普天之下”的人神共通，通过星象变化来揣摩上天意志，掌握祥瑞灾异。

利玛窦来华后，经过明末和清初欧洲耶酥会传教士的辅导和传授，中国的数学和天文学水平大为提高，观象台的设施工具之完备，在清朝达到了顶峰。由于汤若望、南怀仁等欧洲耶酥会士积极参与清朝的钦天监及观象台建设，他们在西方受到很大的压力。罗马教廷收到各国天主教会的控告，指责教廷派出的传教士在中国为皇帝的个人事业服务，参加全国性的“迷信”活动，与他们传播基督福音信仰的使命背道而驰，控告者认为：传教士到东方去，本来是与“星相学家”作斗争的，为了迎合中国皇帝的私人目的，堕落为星相学家。为此，教会曾酝酿将汤若望革除教职，结果在欧洲引起极大争议。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等人也发表评论，为之辩护。看来，北京中国皇帝的观象台为远在欧洲的西方人广为所知，十分关心。

阿罗姆的这幅画可能是根据另外来源的观象台图稿画出的，它表现的不是观象台上面的设施情景，而是台下面钦天监和观象台的官员们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这一部分就附属在高台的下面，也是皇家建筑，非常讲究堂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