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基督的南京＜转＞

没有基督的南京

“那是秋天的深夜。南京奇望街一户人家的屋里，一个中国少女，脸色苍白，手拖腮帮，撑在陈旧的撮子上，无精打采地磕着装在盘子里的西瓜子。……”

南京并没有奇望街。这个以街道以及街道上倚窗而望的少女，是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他的小说《南京的基督》中虚构出来的，小说以一个日本旅行家的经历，描写了南京秦淮河畔一个妓女的奇遇。秦淮河却是真实的，即便在今天的河道里仍然隐现着昔日的艳影：一把断了嘴的细瓷壶，紫檀木的折扇，被淤泥污蚀的绣鞋，描金的胭脂盒子，玲珑的二坠……每一个被弃之河底的物什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或凄迷，或香艳，承载着繁华的旧梦。在芥川龙之介的梦里，借那个旅行家的手，给娇美的妓女戴上翡翠的耳环，然后他说：“这确实不是梦。”

1927年，芥川龙之介在绝望中自杀。

10年之后，日本人对南京的向往终于演变成另一种欲望，他们对尚在年幼的孩子说，你们想吃又红又大的苹果吗？那么到支那去，那里“大大地有”。于是他们来了，带着刺刀和枪炮，那是1937年的冬天，秦淮河水已经开始浑浊和黯淡，平日里偎香倚翠的青楼妓院也杂袄已门户紧闭，街头飘飞着洗雪……

对于今日的哈日一族，南京大屠杀则是一个太过遥远的概念。对于这个为他们提供了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卡拉OK、安室奈美惠、松下电器、KENZO时装、三菱越野、彩色头发和松糕鞋的民族，他们无法想象当年秦淮河里流淌的血水怎么会与之有关。杀人如麻，血流成合，这样的情景只可能在电子游戏里出现。

所以，当南京大屠杀的虚构论者，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他7月18日的演讲中，再度强调“‘支那’的趁户没有任何不妥”，又说“东京的罪案多数是‘支那人’干的，迟早会发生绑架日本要人子弟的案件，应尽快将他们遣送回国，费用可以从（援助中国的）ODA款项中扣除”时，南京的街头并没有出现抗议的呼声。当8月4日的报纸传来齐齐哈尔市日军一起毒剂伤人时间的消息，甚至一向被视中日关系晴雨表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显得风平浪静。

持续的高温考验着人民忍耐力的同时，难道也蒸发了对于历史的记忆？

翻开立碧华的《青蛇》，恰好读到了这么一段：“相公，”千岁有余的白素贞问许仙，“你可知虎丘如何得名？”许仙答：“据说丘如蹲虎，所以叫做虎丘。”白素贞说：“不呢，千年以前吴王阖闾埋葬于此，三天后，白虎踞其上。等一阵，我们便可到主景，见一磐石如削，名千人石，便是吴王筑墓，恐机密外泻，将千名工匠骗上此石杀人灭口，血溅岩石，故呈赭色。”许仙听得心悦诚服：“娘子真是有研究”此时，五百多岁的小青在一旁窃笑：他怎知道，这根本是素贞的“经历”，而非“研究”。她什么没见过？

她什么没见过？我想起——对于如今已经垂暮的夏淑琴而言，南京大屠杀是她的经历，而非历史。那一天，当她从屋角藏身的被子里爬出来，便注定了成为一个终身的控诉者：“那年我才七岁，我的妈妈，两个阶级，全被他们强奸了，杀死了……，到处是血……我抱着一桶锅巴，躺在妈**身边，不知过了多少天……”她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从南京说到东京，从东京说到纽约……她已没有了眼泪，眼泪成了历史。

一位活着的见证者。也许只有将我们放回到那个悲惨的年代，才会真切地明白她今天仍然在承受的一切。而幻美的芥川龙之介似乎早就在反诘他身后的现实——当他写下“少女……不时放下西瓜子，抬起凄凉的眼睛，凝视桌子对面的墙壁。原来就在鼻子跟前的墙上有个弯钉子，上面恭恭敬敬地挂着一个小黄铜十字架……”他已经知道，1937年的南京，没有基督。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10 9:56:5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