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有真学问的不多

      中国校友网最近做了一件好事：调查了560位“高考状元”的成才状况。该调查得出的结论发人深省：所谓的“高考状元”，未必就是社会的顶尖人才。

　　这个调查是中南大学教授蔡言厚等人做的。他们历时8个月，对1999年至2006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港澳台地区外）的高考状元情况作了调查和研究，统计高考状元有560人。应当说，调查的面是广泛的，数据是可信的。调查报告说，1999年至2006年的“高考状元”中，近一半选择上北京大学；选择清华大学的“状元”有195人，位居第二；选择复旦大学的“状元”有11人。调查表明：“高考状元”未必都是今后社会的佼佼者，倒是相反，不少走出大学校园后迅速成为社会精英者，他们中很少有人是高考成绩排行第一的。调查结论写道：“最成功的人，一般在中学阶段成绩在班中排名第10名左右，而不是第一名。当然，更重要的一点，他们有创新精神，有冒险精神，绝对不能是只懂解题、不懂得思考的书呆子。”排名“在第10名左右”这个数字很有意思。这表明，这些日后社会精英者，在中学时的成绩是不错的，成绩居前，但不是名列榜首。因此，他们可以腾出相当的精力投入其他的思维空间，发展比较全面，投身于社会后的冲击力很大。

　　“高考状元”也者，只是高考分数得了第一。为了追求这个高分，他们往往把全部精力用于解题、用于死记硬背。时间是一个常数，你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背书和解题，不免顾此失彼，他们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必然大受限制。为应付考试而去解许多怪题、偏题，即使得了高分，很可能是造就了一批高分低能的人物，而他们本身的创造性、想象力、彩色思维，则很可能被抹杀了，而后者正是培养一位顶尖人才所必具的品质。“高考状元”多数只有分数的优势，他们一旦走向社会，其死读书的短处就显出来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是全部）难以成为顶尖人才,便不是偶然的了。

　　状元有真本事的不多。这一点，古往今来，可谓是所在多有。他们写的及第文章，大多没有流传下来。状元做了大官，能写出传世之作的，为数也不多。能收入到《古文观止》中的,也可谓是凤毛麟角。明代的杨士奇，累官至左春坊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历官五代，常辅太子，是明代“台阁体”诗文的代表人物，一辈子只编了一本《东里诗集》。他的诗文多以润饰太平、虚美鸿业为旨归。清代评论家钱谦益评论他的作品道：“今所传《东里诗集》，大都词气安逸，首尾停稳，不矜丽句，太平宰相之风度，可以想见。以词章取之则末矣。”这还算是好的。还有些人中了状元后，出任高官，学问丢了，坏事却做了不少，成为遗臭万年的奸臣者，也不乏其人。宋代的秦桧、蔡京都是状元出身。

　　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高考状元”都不可取，而是说，我们不必过于追求分数，不赞成死读书，不要把“高考状元”看得过重。分数是要的，学历也是个好东西，但过于看重分数、学历，有时可能走向事情的反面。